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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曾让逃跑计划迷失方向

2019/10/9 0:52:41 来源:新京报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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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轰鸣的摩托声戛然而止,毛川在初夏的骄阳中摘下头盔和手套,健步走入北京东四环外一间录音棚。

  作为逃跑计划的主唱兼主创,毛川此行的目的,是来继续打磨一首新歌的混音工作。这首慢节奏的新歌已经“折磨”他两个多月了,如果在6月17日之前,他能与自己的拖延症以及完美主义握手和解,那么在当天晚上,逃跑计划将于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,把这首新歌现场演唱给观众听。

  如今,独立音乐人登上体育馆的舞台开个唱,并非一件新鲜事。纵观摇滚新生代们,拥有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《一万次悲伤》等一批极高传唱度歌曲的逃跑计划,已经可以称得上其中一颗“最亮的星”。“据身边朋友说,我们最好应该是在一两年前做这场演唱会,就是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这首歌最顶峰的时候,”毛川笑着告诉新京报记者,声音中又透出一丝理智,“但那时候总觉得太快,一下子拿不稳,而且我们比较理想化,想做的东西太多了。现在我们就尊重事实,慎重考虑之后觉得也不为过,就让它自然地发生吧。”

  解读演唱会?

  关于“回到北京”这个演唱会主题,我是青岛人嘛,我问过家乡身边很多朋友,他们去过美国,去过马尔代夫,去过很多地方,我问你们去过崂山吗?回答都是没有。为什么呀?崂山不美吗?崂山很美啊,但是因为唾手可得,所以不那么珍贵,就像北京的很多小伙也没去过故宫。其实我们叫“回到北京”,也是想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去看待现在的生活环境。因为现在有朋友圈啊什么的,大家都对别人的生活环境了解度非常高,反而对自己生活的了解度降低了,你老想着变成谁那样,但是殊不知也有多少人像你这样,所以与其说是回到北京,不如说是回到生活。

  口述:逃跑计划主唱毛川

  摇 滚 启 蒙

  看到唐朝乐队就“疯”了

  逃跑计划由主唱毛川、吉他手马晓东、贝司手刚昂和鼓手李洪涛组成。采访当天,乐队的其他三位成员都不在,而作为官方发言人,毛川笑称自己是四个“随和”的摇滚乐从业者里面最“冲”的那一个,“虽然音乐上有问题我们都会讨论,但大家性格上都不是那种喜欢炸出来、蹦出来的人。不过总得有人作决定吧,那哥仨就是‘都行\\’、‘我怎么都支持\\’,所以行吧,那我就拍板了。”

  后来,当全员聚齐出现在新京报摄影记者镜头前,果然如他说言。

  出生于山东青岛的毛川,与吉他手马晓东是相识多年的发小,他们的父辈曾在同一所小学读书,同一个工厂就业,所以两人从小就在当地国营棉纺织厂的宿舍大院里认识长大。不过,随着后来毛川搬了家,两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断了来往。

  上世纪90年代,正是张信哲以“情歌王子”身份掠夺万千少女心的时期,而自言性格“偏执”的毛川,说他真正的音乐启蒙则来自于表哥手中的一张唐朝乐队唱片,“那年我上初一,我一看唐朝专辑封面上那四个大人头就疯了,用音响一听,哇,我内心就炸了,从那儿之后就‘不行\\’了。正好上初中的时候,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叫崔健,他也对摇滚喜欢得不得了,加上另一个同学我们仨,只要一下课一放学就拿着扫帚踩桌子上,那个时候看红磡演唱会,也不知道吉他摇把是怎么回事,就拿着扫帚瞎比划,自习课没事儿的时候就在黑板上画一把大吉他,画得那叫一个丑。同学都已经无奈了,觉得我们就跟疯了一样。”

  彼时,电吉他在青岛简直是类似“天外之物”的存在,据毛川说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他唯一见过的一把电吉他,就被供在利群商厦的红棉专柜里——“大红色的,像神一般。”

  两次北上

  灯火阑珊的夜晚也曾茫然

  由于环境的制约,初三毕业后,毛川觉得,“吉他”这个梦想并不是很靠谱,于是,他选择考取了一个服装中专。但也许是命中注定,后来有一天,毛川跟“吉他”连上了天线。“那天是在我们家楼下的一个饭店里,我就看见一帮小伙儿排练。后来看他们,玩的是电吉他(语气加重)啊,我就赖着不走了,非得跟人家认识,后来还跟人回家了。从那之后的半个月,我每天早上一睡醒就爬起来去人家家里面待着。”

  跟这群小伙儿混了半个月后,毛川才了解到初识那天的真相。原来这是两拨人,那天刚好凑在一起切磋吉他技艺,“所以我跟着他们回家,他们还以为这个小赖皮是对方那拨人里头的,后来才知道,原来我谁也不认识。而且,那时候我去那人的家以前是一个混混的据点,里面也藏着好多凶器,但是后来这些凶器忽然之间就全变成了乐器。所以你知道音乐和艺术的影响有多大吗,谁都管不了这群人,只有音乐救了他们。”

  这段和吉他亲密接触的时光,像春风一般吹动了毛川心中的音乐幼芽。2000年左右,毛川终于下定决心北上,进入了北京迷笛学校。“从迷笛学校毕业之后,觉得太茫然了。每一个灯火阑珊的夜晚,我都在想哪一个窗口将来才会是属于我的。后来不知道从哪儿看了一句话叫,放弃也是一种光荣,哈哈,所以我就回家了。”

  回家之后,毛川找了家琴行上班,没事教教吉他、卖卖琴,生活过得也挺滋润。但是,某种巧合又降临在他身上,“当时我一个特瓷的北京姐们,来青岛的外贸服装厂淘货,我们俩聊天的时候,我就把当时没事写的那点东西给她听了。听完之后她说,川儿,你还是赶紧去北京吧。”就这样,经过朋友三番五次劝说,毛川又一次作出了重返北京的决定,“我这个人说好听点就是行动力强,说不好听就是特别冲动,没什么事儿也好好地,就跟琴行老板说我得走,老板还挺不高兴的。直到去年我们巡演去了青岛,我把他请到现场去,我们俩才算化解了这段误会。”

  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为乐队带来了名气,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作,“就像运动员一样,当你谁也不是的时候就特别放松,当你是谁的时候,就容易背着包袱”。

  起 点

  以MAO为基地,专业救场两三年

  在第二次北上没多久,毛川组了一支名为“孔雀”的乐队。彼时,他的老朋友马晓东也在北京一个乐队里担任吉他手,后来两人几番碰头,决定抛弃形式和面子,一起好好做音乐。2007年,“逃跑计划”正式成军,至今正好过去了十年。

  在北京的鼓楼东大街,南锣鼓巷的北出口处,曾坐落着一所Livehouse——MAO,无数知名、不知名的摇滚、民谣音乐人都登上过这个舞台。逃跑计划在最开始成立时,也正是以此为基地,慢慢成长起来的。“其实在还没有MAO的时候,MAO的老板在形式上就是我们的经纪人了,包括给MAO起名字和策划的时候,我们都在。大家在一块吃着毛豆花生闲聊的时候,就觉得叫这个名字挺好的。”

  和逃跑计划同岁,MAO也是2007年正式成立的。在那个并不大的舞台上,逃跑计划开始对监听音箱、话筒、调音等各种演出细节熟悉起来。“但我们一开始特别不高兴,因为虽然跟MAO的老板关系挺好,但开张的第一场没让我们演,我们还挺‘记恨\\’他的,哈哈。不过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也不行,提溜不起来的那种,后来慢慢越提溜越成个儿的时候,就开始频繁演出了。”

  2008年到2010年间,逃跑计划平均每个月都会在MAO演出,有时候一周就演好几场。据说,他们主要在两种情况下出现:“第一,有特别好的拼盘的时候,就怎么着也找个缝塞进去;第二,就是他们那儿空场了,我们得救场去,”毛川回忆道,当年他们和自画像、刺猬、咖啡因、蛋糕炸弹、南城二哥等很多乐队拼盘过,也在台下看过果味VC的专场表演。

  鼓楼一带,一向是北京的文艺青年聚集地,但毛川直言,因为酒量有限,当年他们并没在那边经历过什么奇闻轶事,“我们乐队特别不八卦,演完了就回家,因为我们几个几乎不馋酒,只有小刚能喝点。只要不喝酒就进不了圈子,不喝酒就没办法聊天,人家不带我们玩。其实我们挺想喝的,但就是喝不了,一喝就吐。”

  爆 红

  有了名气,也容易背上包袱

  如今随手点开一个音乐软件,输入“夜空中最亮的星”,就可以找到莫文蔚、陈奕迅、张杰等数十位歌手翻唱的版本,无数歌迷在词曲中找到共鸣,称之为年度治愈单曲。其实,这首歌来自于毛川看过的一部电影,里面有一个人对着上帝祈祷的画面,激发了他的灵感,“我记得第一次在现场唱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,大家就忽然安静了,本来我还觉得是不是大家特别不喜欢,因为这歌太柔了。后来在豆瓣上看到网友的反应,才知道,喔,原来是大家都听‘进去\\’了。”

  2012年元旦,逃跑计划发行了第一张专辑《世界》,后来陆续出了几首单曲、EP,但是第二张完整录音室专辑,至今却迟迟未见踪影,“其实做得有七八成了,还是想一次次推翻,一句句审查,希望能往理想状态再靠一靠,做一张底色温暖一点、正面一点的专辑。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凭感觉、嗅觉去做音乐,现在越来越学习着抛开感觉,用更理性化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音乐,这对我们这些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的人来讲,还是有一定难度的,”毛川说,“其实我们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,经纪人从2006年就让我们出,天天吼着问什么时候录啊,后来等了整整六年。我不是抱怨,但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做出好东西,那就需要花上时间。”

  除了在内容上的完美主义之外,毛川坦诚地说,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这首爆款歌曲在为乐队带来名气的同时,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,“就像运动员一样,当你谁也不是的时候就特别放松,当你是谁的时候,就容易背着包袱。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不适应,就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迷失方向,确实心里会有点不舒服,而且我们本身水平又有限,从第一张‘Duang’就到了这个位置,有点赶鸭子上架。很多做音乐的人都是这样,第二张迟迟做不出来,尤其在第一张比较受到好评的状态下,情况尤为严重。其实说实话,我觉得如果平心静气地做的话,没问题,可以早早地就把第二张做出来,但是你很难让自己做到非常平和。我觉得我还算比较乐观,要不然真会有人得抑郁症了。”顿了顿,毛川又补充说,“不过现在慢慢劝自己,把生活过好就行了。今年一定会把第二张专辑做出来的。”

  采写/新京报记者 杨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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